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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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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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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巨变中的乡村向何处去  

2016-06-30 08:52:17|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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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中的乡村向何处去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国农村调研,感受到了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师生连续三年利用春节返乡机会撰写回乡记,2013年写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写100多篇。从中心师生连续三年所写近300篇回乡记来看,虽然每个人的家乡不同,看问题角度不同,所写主题也不同,但所有回乡记都自然而然汇成一个时代主题,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变。

  一

  在阅读中心研究生所写的回乡记时,我发现这些年龄比我小20岁左右的同学普遍强烈地感受到了家乡巨变,有趣的是,他们所记忆的小时候的家乡,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状况,竟然与我小时候的家乡十分相像,这反映出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然而2000年之后,中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村庄以外的城市工商业收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农村留下老幼病残,普遍出现了空心化。

  将田野调查所形成的感觉诉诸统计数据就更有说服力了。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36%,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4%,短短十几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十多年时间,超过1/4的农村人口进城了,他们在城市就业,从城市获得收入,主要时间都在城市度过。相应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业对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不重要。

  也就在这个世纪初,中国农村发生了三个层面的巨变。第一个层面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数千年来国家都是从农村提取资源,皇粮国税不可免,2000年之后,国家逐步取消了农业税,而且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资金支农,传统的以收取农业税为中心形成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面临巨大转型。第二个层面是农村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松动,不仅建立在家庭之上的村庄基本社会结构如宗族、门子等家庭联合体受到冲击,而且家庭结构本身也处在巨变之中。第三个层面是农民价值与意义世界的变化,传宗接代观念受到冲击,为什么活,活着要干什么,现在成了问题。

  上述三个层面的巨变当然不是在世纪之交突然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开始告别已经循环数千年的传统社会,走上了巨变之路。这样一个巨变发生在各个方面,核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时,农村仍然居住着70%的中国人口,农村社会仍然相对封闭,农村社会结构仍然稳定,一切都好像在变又未变。到2000年左右,农村变化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猛然间加快了速度,形成了令所有观察者震撼的能量,以至于相对2000年以来的农村巨变,过去数千年的农村似乎没有变化。

  二

  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巨变,最显著的是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这样一个变化是农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一方面体制改革为农民提供了进城的保障。农民进城,中国农村一直以来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有很大缓解,农民收入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大幅度减少。同时,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农民进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不是全家进城,因为全家进城的成本太高,农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们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

  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选择了一种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这样一种家计模式可以同时获得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可以让农民家庭每年都有经济的节余。有节余的日子才是比较好过的日子。但是,这样一种半工半耕也必然出现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造成农村空心化,之前维系农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瓦解。

  农民进城,对农民家庭来说当然是利大于弊,对村庄生产生活秩序则是弊大于利。正好国家自2000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不仅为农村最弱势群体提供了低保和困难救助,而且为农民建立了广覆盖的新农合、新农保,缓解了农村中的绝对贫困。同时,国家也在大力改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

  国家投入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存在的问题,但国家投入不是万能的。在传统的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体,而又没有别的力量来接替时,农村社会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表现在垃圾遍地这种具体事情上,而且表现在人情恶性竞争、住房无序攀比、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赌博愈益普遍、地下宗教泛滥等等方面,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这些问题聚集起来,呈现出让人震惊的乡村图景,触动了每一个春节返乡的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

  三

  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重建乡村生活的秩序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尤其是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是,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不能仅仅是把资源输送到农村就完事,还应当让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结合起来。资源下乡若没有带来农民组织能力的提升,却让农民形成了依赖思想,农村组织能力更弱了,这样的资源下乡就很难说是成功的。

  中国农村规模巨大,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经形成包括农村在内的城市带,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农村不仅没有空心化,反而变得更加繁荣。从东部地区农村内部看,少数村民通过办厂经商发家致富,成了企业家;大部分村民可以在当地务工,获得养家糊口的收入;外来农民工则很难融入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发达地区赚钱,而准备回自己家乡消费。也就是说,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分化,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分化。

  中西部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大量农村人口流出,甚至有农民全家进城不再种地,这些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收入的家庭,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大约占农户总数10%~20%的主要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家庭结构完整、家庭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所谓“中农”家庭,这样的“中农”加上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为国家资源下乡和农村内生秩序形成提供了可能。

  国家可以为农民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国家很难解决从国家投入到农民需求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水利建设的“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的“最后一公里”、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等等,它们主要不是工程问题或国家投入问题,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够的问题。

  基层村社组织很重要,因为农民有大量一家一户“办不好、不好办和办起来不合算”的事务。这些事务不仅涉及生产生活,也涉及村风村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失落,孝道不彰、人情竞争失控等问题的发生,固然有城镇化、市场化大潮影响的背景,但缺乏组织的原子化的乡村对这些冲击缺乏抵抗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亲族关系密切的农村地区,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时,往往能给予正面的回应,如通过族人协商,达成共识,有效地避免人情支出的恶性膨胀。这给我们以启示,乡村建设最根本的当是基层组织建设。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与国家资源下乡有机结合,才能回应农民对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需要,才能抓住巨变时代乡村建设的牛鼻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贺雪峰)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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