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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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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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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农村金融制度如何创新?  

2014-09-26 09:03:59|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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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制度如何创新

 

——六评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

 

    一、

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是一个老话题,如何创新,一直难以展开。我以为,讨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需要有对当前小农经济的环境有深入理解,不然这样的讨论又要落空。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和“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这两个问题值得讨论。

 

二、

先讨论如何发展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情况长期存在,因此有农村失血的说法。农村失血的渠道中,金融机构是重要方面。有统计,每年全国金融机构将农民存款绝大多数转移进了城市,有人认为,这正是当前农村出现普遍贫困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重要原因。

不过,现代化本身也一定是城市化的过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也许是现代化的必然规律,这个意义上讲,三农问题可能只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必然的背面。

而从农村金融来看,当前农村的确存在农民低息存款,农民却只能高息贷款,甚至高息也贷不到款而只能高息民间借贷的问题。农村有巨大的金融需求,却缺少正规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

之所以正规金融机构不愿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农民金融需求极其分散复杂,且农民缺少合适的融资抵押担保,以至于正规金融机构为分散的、剩余很小的农民服务时,一是成本极高,二是风险很大,其中包括农民的道德风险。对于借贷坏账,基本上都是无可奈何。

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农村民间借贷十分活跃,年利率可以达到20%甚至更高,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民间借贷,相对来讲,信息比较对称,责权利清楚,很少有道德风险出现。

农村民间借贷也容易出现问题,一是借贷利率太高,二是借款农民还款难时,民间借款可能不择手段强迫农民还款,从而造成恶性事件。这些民间借款,若任其发展,就可能成为历史上恶名累累的高利贷了。在建国前,农民被剥削的两种主要手段一是高地租,二是高利贷。

如果发展社区性农村金融互助组织,由这个社区金融来为需要贷款的农民提供融资服务,同时,又因为社区金融与农民之间信息对称,农民借款不还的道德风险极小,且社区金融可以低成本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一方面又可以为社区金融获得利息收入。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农村社区性金融互助组织的原因。

具体如何发展农村社区金融?李昌平在湖北、河北和河南一些村建立的农村内置性金融有相当合理性。以他在河南信阳郝堂村所建“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为例,郝堂村老年人集资成立金融合作社,只向本村人借贷,利息收入年底分成。村民向合作社借贷,每笔借贷都需要合作社五名成员担保。至今为止四年多时间,合作社没有出现一笔借贷坏账。李昌平的内置性金融一方面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一方面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用于养老的利息收入。这样的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借利息收入充分调动了农村老年人的参与积极性,从而也极大地活化了农村组织,提高了农民应对环境和改造环境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能力尤其是当前农村所缺乏的。而若国家能给所有农民自发成立的“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以资金注入,同时对其进行监管,则可能在全国形成一个新的建设农村的资源下乡的好办法。

农民有金融需求,但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农民的金融需求大多不是也不能是用于经营性事业,比如创业办厂、建养猪场、发展特色农业。当前农民的金融需求主要是生活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即使生产性的金融需求,也一般只是周期性生产资料投入和周转资金。如果农民借贷创业办厂、发展特色农业,在农业存在高度风险,且农产品市场早已过剩的情况下面,一旦失败,后果就不仅对农民很严重,而且对社区金融也构成严峻考验。

或者说,农村社区性金融所应对的主要只能是农民生活性的金融需要,至多是周期资金一类生产性需求,而不可贪大求洋,搞到经营性方面去了。

 

三、

再来讨论如何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

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一样,同样存在正规保险如何与分散而复杂的小农需求对接的问题。国家为农业提供政策性保险,农民只出3元保费,财政补贴12元,若粮食绝收,或受灾,可以获得每亩最高接近300元的受灾补偿。3元钱很少,300元补偿不少,何况农业受灾情况极为普遍,农民应当欢迎农业保险才对。但从我们的调研来看,农民没有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即使农业受灾,农民为了获得保险补偿,就不得不多次跑保险公司,跑来跑去若干次,所费人力早已超过了可得保险补偿。那么,是否保险公司不作为呢?也不是,保险公司也必须核实农户所报受灾的损失,防止农户的道德风险。如何评估农民所受损失,甚至如何将农民投保的田块与受灾田块对应起来,就是极费功夫的事情。质言之,正规保险公司与极小规模农户对接的成本极高,从而使得农业保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几无实施的可能。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小农经济,每户只有大约十亩耕地,家庭责任,精耕细作,可以相当灵活地应对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一般情况下,小农农业可以有效防灾。他们也因此对农业保险缺少兴趣。相对于小农强有力的防灾能力来讲,资本农业搞规模经营,要雇佣农业劳动力,资本农业应对农业生产的灵活性严重不足,任何自然条件的变化都可能造成严重农业减产。同时,资本农业规模比较大,薄记比较规范,与保险公司的对接能力比较强,因此资本农业对农业保险有着极高的需求。2010年笔者到安徽繁昌调研了大约10个租种土地超过600亩的大户,这些大户已种三年六季,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大户六季农业生产,无一季不受灾。幸亏有了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为每个大户每季赔付了少则一百多元多到三百元的保险费,才使得这些大户仍然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为什么大户更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出现农业减产?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达到一定农业生产规模的大户,其农业生产的灵活性就大打折扣,无论是在应对市场还是自然风险上面,都“船大难调头”;二是雇佣劳动的一个特点是按时作业,远不如家庭农业具有作业的灵活性;三是资本农业一般都会倾向用机械代替劳动,从而既提高了机械购置成本,又因为机械不如劳动之灵活,而使农业生产粗放经营。

资本农业种粮如此,如果种植其他经济作物,情况同样如此。资本农业不仅在应对农业风险上的能力大不如小农,而且在粮食产量上也远低于小农。

当前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强烈的进行农业保险的呼声,与最近几年资本下乡以及地方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搞规模经营有直接关系。中国传统的小农既有极强的应对天灾的能力,又缺少与正规农业保险对接的能力,他们因此对政策性保险不感兴趣,对商业性保险更是没有需求。对政策性保险有需求的是资本农业和规模经营。

 

2014年4月9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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