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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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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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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征地拆迁第一难的语境  

2013-04-08 10:31:09|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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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第一难的语境

 

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增加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获利,却不能减少征地拆迁中的冲突矛盾上访对抗。

 

一、

耿羽的博士论文研究征地拆迁。他在厦门郊区调研发现,农民因为征地拆迁而致富的情况十分普遍。征地拆迁后,失地农民除了得一套房子,还可以获得百万现金和城市社保。杨华今年暑假带队在湖北荆门城郊农村调研,调研村是待征地拆迁村,邻村已经拆迁,拆迁致富的消息让杨华他们调研村村民抑制不住盼拆迁的强烈期待。房东80多岁老奶奶说到即将拆迁,脸上表情就好象中彩一般,因为盼了多少年的进城愿望就要实现了。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进城务工经商本已是中西部农村普遍的选择,现在离开农村,征地拆迁又可以补一大笔钱,这是多么好的事啊,过去想都不敢想,竟然在建开发区后,这样的好事说来就来了,能不像中彩一样高兴吗?

而从媒体报道看,征地拆迁却又似乎是当前引发矛盾最多,损害农民利益最大,最有损安定团结局面的事情。且几乎所有地方官员都一致认为,征地拆迁矛盾已成为地方政府最为头痛的首要矛盾。征地拆迁所涉及农民人数很少,但农民上访的大多数案例却都与征地拆迁有关。这是为什么?

 

二、

农民盼征地盼拆迁,是与不征地拆迁相对的,是与种地捞生活相对的。在城市化背景下,农业份额既少,农民人数又多,依靠农业,农民收入难提高,生活水平难改善。因此,农村绝大多数中青年人都进城务工经商了。农民本来就在离开农村,他们离开农村后,农村的房子和土地基本上不值钱,几乎以相当于白送的价格赠与邻里。若有征地拆迁,国家给予远高于农业收入的补偿,这样不仅让土地利益变现,而且补偿数额巨大,农民怎么会不盼拆迁呢?

但如果征地拆迁已经确定下来了,而补偿还有谈判的空间,农民当然希望在征地拆迁中获得更多利益。相对于农民过去的农业收入,征地拆迁所涉利益补偿数额巨大,且所有农民都知道,在地方政府维稳压力下面,当钉子户可以额外获得很多好处,农民就可能借征地拆迁中的若干细枝末节来要求更多补偿。农民会在耕地上种树甚至种房子以获得补偿。农民还可以举出几乎是无穷的千奇百怪的理由来与政府讨价还价,要求更多补偿。政府几乎无法应对农民千差万别的又相互攀比的补偿要求。

 

三、

也就是说,征地拆迁天下第一难,其根本并不在于农民不愿意征地拆迁,而在于征地拆迁涉及利益巨大,地方政府如何摆平理顺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如何应对农民多样化的且是相互攀比竞争的利益诉求,是极为困难的。农民盼征地拆迁,同时,农民又希望借此获取更多补偿。

征地拆迁是以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其要点是,农民具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耕地所有权属村社集体,农地非农使用要经由国家征收,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针对当前农村征地拆迁中矛盾很多,冲突很大的现状,舆论认为,可行办法是保护和扩大农民的土地权利,防止地方政府侵害农民权利,减少征地中的矛盾。舆论认为,现行土地制度安排缺少对农民权利的有力保护。若农民有更大的土地权利,农民可以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成功地维护自己利益并减少征地拆迁中的矛盾。

 

四、

但是,扩大农民权利,可能只是能够增加农民在征地补偿中所获利益而不可能减少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农民土地权利越大,地方政府在与农民征地拆迁谈判中的主动权就越小,处在特定位置的农民就越是能从征地拆迁中获得更多利益。

由于城市发展总是平面推进的,城市的扩张总是要与特定位置农民打交道,即要征地拆迁以发展城市。在农民土地权利更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就越是偏向农民。追求利益是无止境的。农民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必须做到公平之间的冲突,农民在新的更大土地权利基础上对征地拆迁更高的补偿要求,使得利益博弈只会更加激烈。

也就是说,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可以增加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获利,却不能减少征地拆迁中的冲突矛盾上访对抗。

在当前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盼征地拆迁,这说明,现在土地制度已经可以让农民获得利益。征地拆迁中的冲突只是表明农民希望从征地拆迁中获取更大利益。在当前中国已频频出现农民因为征地拆迁补偿过亿元,农民通过占据特定位置进行利益博弈能力已经相当强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农民土地权利,就只可能进一步提高农民从征地拆迁中获利的期待,进一步扩大其土地利益诉求和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激烈程度。

 

五、

如果农民具有极大的土地权利,占据特定位置的农民无限止地提高土地利益要求,地方政府就难以通过平面扩展来推进城市发展。

对于一个已经完成城市化,几乎不再需要征地拆迁的发达国家来讲,如何安排土地权利可能并非大事,因为国家发展阶段已经超出发展中,大规模征地拆迁只是“过去时”。在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化及因此必然有的征地拆迁将因为给予了农民更大土地权利而更难推进。这是中国无法承受之痛。

即使对于发达国家,土地制度安排对其发展影响仍然颇大。成都大学吴建瓴教授今年暑假到欧洲跑了一个月,他注意到欧洲老城区的破旧。他说:现在我们总说欧洲老城保护得如何好,我看不是保护得好,而是根本无法改造。老城区之破旧之脏乱之不安全,已到十分严重地步,其中原因是过于强调土地和房屋的私人权利,使老城区改造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也是因此,欧洲一般在老城区以外再建新城。老城就继续破旧和衰败下去。2004年到泰国曼谷,同样是老城无法改造而不得不建新城。前年到台北,看到台北同样是很破乱,且关键是无法改造。今年初台北强拆一家民房引起剧烈冲突,台北因此也只能破乱下去了。建瓴教授又讲,今年到广州看旧城改造,其中作为广州亚运会主会场的海心沙旁边一个城中村,不改造不好看,改造起来成本极高。为了办好亚运会,广州市政府只能改造,结果,仅仅一个城中村的改造就花费50多亿,且农民还很不满意。广州市政府今后还有能力和意愿来改造城中村吗?

 

六、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必然要征地拆迁,如何及能否低成本高效率完成城市化,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下,虽然征地拆迁有矛盾有困难,但总体来讲,问题不大,效果不错。而若按舆论意见给农民更大土地权利,则征地拆迁的矛盾不会减少,利益分配更加偏向少数本已得到好处的,土地正处在特定位置的农民,城市化难以推进,城中村无法改造。

也就是说,扩大农民土地权利的方案不仅不能解决当前征地拆迁中的冲突,而且会造成新的矛盾。

再过20年,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征地拆迁成为过去时,那时的土地制度如何安排就变得不重要了。

 


 

2012年9月15日上午


来源: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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