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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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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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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  

2011-03-18 14:48:27|  分类: 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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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

——与蔡昉先生商榷

 
 
蔡昉先生在《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发表“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笔者对蔡昉先生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因此撰写此文以与蔡昉先生商榷。本文主体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综述蔡昉论文的观点,第二部分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


一、
蔡昉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所谓刘易斯转折点,蔡昉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蔡昉认为,“以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里程碑,从理论的角度认识中国二元经济终结并揭示其含义,有助于我们认识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以及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领域。而农民工无疑是这个理论认识和政策关注的一个主题词”。
具体地,蔡昉认为,“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不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因而农民工进城的不可逆转性愈发确定”;在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农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情况下,“托达罗悖论”和与之相应的“托达罗教条”都已经过时,打破“托达罗悖论”及改变“托达罗教条”所隐含的政策取向具有客观必然性。所谓“托达罗悖论”,是指“所有改善城市就业状况从而降低失业率的努力,会因扩大了城乡预期工资的差距,从而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动机。或者进一步,所有改善迁移者状况的努力,都会进一步引起迁移者的涌入,从而恶化迁移者在城市的就业和居住环境”。与此相应,“托达罗悖论”转化为“托达罗教条”,包括对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要加以控制,劳动力流动模式应该是“有来有去”,从而只是把迁移者作为临时过客等一系列政策倾向。
蔡昉认为,“托达罗教条”终结的一个表现,是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城市常住人口的加速扩大,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但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具有非典型化的特点,“即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然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属”。“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仍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消费需求扩大的功能。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从单纯的人口比率提高,转向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的内涵上来,通过消除4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33%的非农户籍人口比率之差,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经常性地发生,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有动力“通过某种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或者提高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覆盖水平,帮助本地区获得更好的劳动力供给环境”。而“对农民工来说,最必需且最为欠缺的公共服务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蔡昉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对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在社会保障领域享受充分而均等权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
蔡昉认为,“一旦我们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在劳动力短缺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的情况下,会利用公共服务覆盖水平的扩大,加速农民工实际上市民化的进程,以此保持城市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性”。
蔡昉认为:“既然以均等化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城市化、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的嚆矢,旨在实现制度变革的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实施政策,都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些有利于把扩大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获得平等的公共服务的相关领域”。
若对蔡昉的观点进一步综述和简化,可表述如下:
1、中国经济发展迎来刘易斯转折点。
2、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农民不应再返回农村。制度安排上也不应再死守“托达斯教条”。
3、即,即使改善进城农民工的经济条件,因为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很少,而不会有过多劳动力进城而反过来加剧城市就业竞争,恶化进城农民的处境。
4、国家应采取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加强进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进城农民可以真正地成为城市永久居民,从而实现中国深度的城市化。
进一步简化蔡昉的观点即,中国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以后,中国就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城市化战略,核心是使农民一次性进城,而不再返乡,或有返乡预期,从而实现中国深度的城市化。也因此,当前中国城市化政策应进行大的调整。

 

二、
笔者认为,蔡昉先生的文章中存在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理解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农民“有来有去”不只是与经济周期有关,而且更与农民的生命周期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状况存在误判;第三个问题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结构状况,尤其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位置。
 

1、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状况
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约有3亿左右,若算上可以参加农业生产的60岁以上老年人和16岁以上青少年等半劳动力,则农业有效劳动力数量超过4亿。中国有18亿亩耕地,根据一个农户家庭(夫妻两个劳动力)可以有效经营30亩耕地来计算,农业仅需要1亿劳动力,即可以满足农业生产的要求。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进展和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劳均耕地面积还可以扩大,农业所需劳动力还可以进一步地下降。这样算下来,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的。
在劳动力剩余几乎无限的情况下,只要进城务工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就会有几乎是无限的农村劳动力的城市供给。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也许是,中国农民一般都有小块承包地,一般都是在自家土地上耕作,并以此获取农业收入,而很少有农业工人。中国农民的农业收入具有强烈的家庭农业的特点,家庭农业的重要特点是兼业收入。
当国家农业政策好,粮食价格较高时,中国小家庭虽然只有户均不过十亩的耕地,其农业收入却可能不低,比如不算劳动力投入,按种两季作物算,农民种一亩田可获纯利1000元,10亩地可以获1万元。1万元收入,加上农村生活中自给自足的成分可以大大减少生活的支出,再加上农村消费较少,就使得农村生活中,农民可以以较低收入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
而且中国式小农家庭,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不高,闲暇时间很多。种两季水稻的农民一户10亩耕地,农作时间累计起来可能只要3个月,而有9个月闲暇,所谓“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六个月休闲”,这样的休闲可以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趣味,也增加了其生活的质量。
因此,虽然从农业收入上讲,农民务农收入较务工收入要低,但从实际生活质量上讲,较低的务农收入可以等价于较高的务工收入。
取消农业税后,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央有较多的惠农政策,且粮价相对较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持续增长。农业收入的增长削弱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意愿,甚至加速了农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导致城市出现民工荒,从而推动了农民工的工资上涨。
也就是说,是中央的惠农政策推动了城市民工荒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而不是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枯竭而导致农民工工资上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这个判断的含义是,只要进城农民工的收入和保障水平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就可以有几乎无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而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的结果必然是就业之争加剧,农民工的收入和保障水平会因此下降。这就形成了典型的“托达罗悖论”。
 

2、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按蔡昉的观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既然已过刘易斯转折点,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可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社会保障和工资水平,并不会导致更多农民工的进城,因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很少了。但是,从我们调查情况来看,只要农民工进城打工即可以获得体面生存下来的条件从而不用再返回农村,则除非农业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获得更高收入条件,否则农民就会大量进城。
在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越来越小,而农业人口数量并未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农民从农业中获取收入快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国家在城市越是为农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尤其是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重庆正想这样做),则就会有几乎无限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也因此,国家若要防止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城,从而抵消掉已进城农民工收益的增长条件,就要给农民更多补贴,就要有更多惠农政策提供出来。
这样一来,国家要通过政策让进城农民工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家,就要为留在农村的农民提供与进城农民工收益增长相一致的惠农政策。在9亿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工和留村农民)收入都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其成本就必然要有人来支付,这就是企业成本的增加,国家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但恰恰以上三个方面的成本支付对于中国目前经济结构是致命的。众所周知,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依靠的就是加工制造业,其根本又在于劳动力廉价和税收优惠。而要为进城农民工提供体面城市生活的条件和为从事农业的农民提供更优惠政策,就不得不提高工人工资,就不能不增加企业税收。其结果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的丧失,“中国制造”被“印度制造”、“越南制造”所代替。
一旦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损害,就业就会受到影响。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前30年之所以可以获得持续的快速发展和担忧未来“人口红利”失去之后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常识。我们往往会担心,在高附加值的“中国创造”还未能成为中国经济的脊梁时,“中国制造”却已优势不再,那时中国的经济就可能衰退。
 

3、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而实际上,中国本来一直是且可以继续保持让“中国制造”长期处在优势位置的制度安排,这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极为重要的特点是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农民家庭中,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中老年人外出务工已无优势,但在家务农却正好。年轻人喜欢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且正好适合工厂生产线的需要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需要。中老年人在农村务农,就有了务农的收入,务农收入可以解决一家的温饱,年轻人务工的收入就是可以积攒下来办大事的纯收入。年轻人将子女留在农村,与父母一起生活,农村生活费用低,而务农收入加上务工收入,就使一个家庭可以有较高的收入减去支出的节余,家庭生活就有了小康的样子。并且,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人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照看庄稼倒是正适合,且他们因为可以与土地亲密接触,而有力有处使,农作成为他们的权利与享受。农村是一个在固定地域展开的熟人社会的世界,中老年人在这样的农村社会生活,有根、有意义、有安全感。
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再生产中,中老年人可以从事农业获得农业收入,就使得年轻人能够进城务工,而无论城市务工收入的多少。城市务工收入高,他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积蓄,购买更多奢侈品,举办更加豪华的婚礼,收入低,他们也因为有父母在家务农的收入,而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因此,中国的制造业可以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来从全球化中获益。中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也大都得益于此。
不仅如此,而且一旦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进城农民工因为在农村有父母从事农业的收入,而具有承受失去城市务工收入的能力。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再生产的以上方式的核心是,农民在城乡之间“有去有回”的流动,不只是要适应经济周期,而且更是与农民工的个人生命周期有关。年轻人进城务工,年龄大了,在城市务工的机会越来越少,报酬越来越低,且已经倦了累了,游子思乡,要想回到家乡休养了。他们因此回到农村家中从事农业生产。有人问进城的年轻农民工愿不愿意回乡种田,年轻人总的来讲都会回答说不愿回到农村。但到了一定年龄,人生任务越来越重,动极思静,回到家乡农村过宁静的生活,成为进城几十年农民的普遍愿望。从统计数据上看,进城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逐年增长,但从农民个体来统计,则进城农民的2/3都是或计划将来是要返回农村去的,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却是以农民不断地在城乡之间往返为基础的,这个往返的基础是年轻进城,年龄大了即返乡。也就是说,当前的农民进城是建立在农民频繁流动于城乡的动态基础上的。
按蔡昉的建议,则,所有进城的农民都不再可逆,即不再可以返回农村,则几乎所有农村的年轻人还是要进城,而进城的人口都不再返回,那时一定很快就会出现由于过多农民进城,而致城市无力容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质量大不如农村的状况。
因为农民仍然可以往返城乡(我们当然不能规定农民不能返回农村。返回农村的权利是农民最基础的人权),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就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工资。若有农民进城后即不再返乡,或全家老少一起进城去了,这个农民家庭中,老年人父母在城市没有收入,家庭的支出远高于农村支出,则这个家庭要维持住过去农村的生活水准,年轻人的务工收入就必须大幅度提高。问题是,在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面,全家进城更需要高水平工资的进城农民并不会因此就更容易获得高于可以接受低工资的往返城乡的农民的工作机会,在同样的劳动力市场下面,同工同酬,全家进城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就大大地低于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家庭。
若进城农民有专门的技术,或有特别好的运气,而可以获得超出一般进城农民的收入机会和工作机会,这样的农民就更有能力在城市安家,并体面地生活下来,进城农民显然不会运气都好,也不可能都有可以获得高报酬的专门技术,运气好和有技术的进城农民总是少数,这样的少数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地生活下来。而运气一般和没有可以获得高报酬技术的农民工也还可以返回农村。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多高报酬的岗位产生出来,越来越多的好运气产生出来,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可以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将全家永远地搬到城市安居,中国的城市化率因此越来越高,但这个过程中,始终会有失败的多数或少数进城农民工需要返回农村,农民的这个返乡权利,不仅可以为农民提供最后救济,而且使中国具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
当然,这也使中国可以继续保持“中国制造”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在“中国创造”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之前,这一点尤其重要。
 
 
三、
蔡昉存在的一个主要弊病是,用高度抽象不确定的模型来思考中国复杂的经济现实,在没有真正深入理解中国经济现实的情况下,即已得出政策结论,这一点甚至是危险的。
蔡昉论文的题目是“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注释中说“‘中国工人’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人物,并被排在第三名位置上,表明中国农民工不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且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注释真是莫名其妙。难道美国的《时代》周刊排个年度人物什么的,就可以表明中国农民工“对于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显然缺少了基本的主体性和自信心,一旦我们形成了缺少主体性和自信心的思考习惯,却又往往借助高度抽象的概念和模型思考时,我们就可能会犯下大错而不自知。
 
 

2010年9月16日
 

来源: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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