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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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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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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夸大城市梦是把农二代往墙角逼  

2010-08-16 10:10:58|  分类: 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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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夸大城市梦是把农二代往墙角逼
(贺雪峰教授接受上海《青年报》专访)


“媒体要给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种‘进退自如’的社会氛围,而一味地夸大城市梦是把他们往墙角逼,从而让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产生更多的挫折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农村生活面貌在这20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农民工返乡之后不仅有生存的空间而且还可以生活得很好,因此在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保障他们生存权利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大新农村建设力度,让农民工可以放心地出去,心安理得地回来。
Q1 青年报:我们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的采访,发现由于现实条件限制、城乡差异以及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难度在逐渐加大,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这种现象继续发展可能导致哪些后果?
贺雪峰:农村的孩子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不见得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出现这种现象是我们的发展模式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依赖。东南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率低,工人的工资最多只能让他们在打工地完成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家庭再生产要在农村完成,也就是说农民能够出得去,又可以回得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避免了我国出现城市贫民窟、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好处。
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社会结构一时难以改变,东南沿海的产业升级很难在短时间完成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维持持续稳定增长,这种模式还要维持一段较长时间。对小农家庭来说打工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兼职方式,中国的农民通过代际之间的劳动分工,即年龄大的人在农村耕种土地,年轻人在外打工,对于中国的农民和农民工来说是一种次优选择,而且,有利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有利于我国社会应对全球化的市场风险,为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时间。因此,从宏观的和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持续一段时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仅仅从道德的制高点,试图马上改变这种状况。
Q2 青年报:我们如何看待新生代农民工心中存在的“城市梦”?另外,农二代现在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什么?
贺雪峰:留在城里的想法当然有,但是想法总归是想法,还需要现实来矫正,想怎么样和最终能够怎么样是有差别的。他们是想在城市待下去,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支付起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从城市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否在城市生活下去,取决于城市能否给他们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机会。同时,留在城市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每个农民工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个人可以留得下来,但要在城市安家立业,绝非那么简单。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他们绝大多数并不会对未来的生活做长远的谋划,走一步算一步是他们的普遍心态。真正到了他们要做出选择时,他们会根据个人的能力、家庭条件、所积攒的资本,可能的机会以及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之间做出现实的选择。
我就看到许多30多岁的农民工选择了返回家乡从事个体工商业,因为农村的条件在变好,投资成本低,生活成本低,有土地作保障,而且还可以照顾家庭。况且,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们,外出打工并不意味着就进入了城市,他们的工作地点往往在城市郊区,其工作和生活环境并不比家乡好多少。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心理落差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媒体要给这些农民工营造一种“进退自如”的社会氛围,面对农民工问题,我们需要反思城市化的单向度思维。媒体上常说,这一代农民工已经回不去了,呼吁不应该再让他们回去,这种呼吁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支付不起让他们在城市扎根实现体面生活的社会成本。这些宣传给新生代农民工灌输了更大城市梦,从而让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产生更多的挫折感,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心理成本更大。如果我们一味地夸大城市梦,一个客观效果是把他们往墙角逼。
Q3 青年报: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有一种描述——“三高一低”,就是说,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您认同这个观点吗?前段时间出现的“富士康跳楼事件”,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贺雪峰:我不很认同这种简单的描述。新生代农民工是有这样的特点,问题是这样的特点是怎样比较,与谁相比而得出的。
首先,这是一种落差错置而得出的表面化印象。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农村的生活条件与早期的打工者相比已经大大改善,他们自然期望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他们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而打工。然而,20多年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制度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当我们用早期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工资待遇去比照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时,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从家庭的以及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是他们的家庭角色和所处年龄段的阶段性表现,比他们较早出去的打工者在和他们相同年龄时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有些还没有成家,父母对他们并不抱多少的经济期望,反而会给他们经济支持,对他们来说不需要承担多少家庭责任。
对于“富士康跳楼事件”等极端现象,社会上分析已经很多。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只是冰山的一角。20多年来,东南沿海工厂的工人非正常死亡和精神失常等一直都有,只不过没有引起社会关注。工厂的高强度枯燥劳动和非人性管理给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远离父母和亲人缺乏社会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流水线上的爱情、溜冰场上的爱情、网吧里的爱情,能够挣更多一点钱,梦想有一个好的前程,对于他们来说就非常重要,是他们不多的精神支柱之一,这些支持一旦出现问题,当他们明白自己可能永远只会充当生产线上的一个螺丝钉时,就会导致悲剧发生。
但我们不能把这些悲剧的发生归结为这些员工个人原因。长期以来我们仅仅将农民工看做劳动力,忽视他们作为人的基本生活权利和尊严,而广大的劳动者又不能发声,我们应该认识到,导致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制度根本没有为广大劳工提供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
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用一种悲剧的方式提醒我们中国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上海青年报2010年6月21日)
来源: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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