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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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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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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亚文:一本应该成为中南海读物的著作——评贺雪峰著作《地权的逻辑》  

2010-12-28 09:56:41|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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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应该成为中南海读物的著作——评贺雪峰著作《地权的逻辑》
 
  土地问题是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媒体、社会大众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主流的认识主要受权利话语支配,认为应当给农民更多更大的权利。一些学者甚至直接提出土地应当私有化。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政策部门的很多人也认为,应当给农民更大更全面的农地承包权,要弱化村社集体的所有权。但是,这些在立法和政策思路上似乎方向很明确的人,对中国土地的复杂性认识似乎并不够。在阅读了贺雪峰教授的新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之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与持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的流行观点相比,贺教授无疑更加务实,其著作将中国土地问题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条理清晰地呈现出来,将中国地权现象全面丰富地揭示出来,并淋漓尽致地解析了地权的逻辑。
  中国土地问题非常复杂,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各种利益纠缠其中。对于一个不从事专门研究的人来说,要厘清其中的各种关系并不容易。贺雪峰教授《地权的逻辑》这本著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土地问题中的诸多辨证关系。政界和社会有了对这些辨证关系的正确认识,土地制度就不会走上歧途。
  第一,农民的不同类型和土地的不同性质。当前中国农民内部发生了巨大分化,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农民,其中最重要的类型差别就是: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与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民。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可以获取土地非农使用的级差收益,而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民大多只能在土地上生产大田作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差异,就会混淆两种不同的农民和不同性质的土地,误以为只要赋予农民权利,所有的农民都可以像城郊农民那样暴富,就会以为农村的发展可以化约为土地制度问题。
  第二,农业生产的结构和性质。在农业生产上,存在高效农业和一般农业的差别,中国的农用地中的绝大多数注定只能用于种植一般农业作物。目前通过赋予农民土地权利,然后经由土地流转达成规模经营的成功个案,大多是经营经济作物的高效农业。在市场稀缺的情况下,高效农业可以挣钱;而当市场饱和,高效农业必然亏本。由于农民进入高效农业并没有很高门槛,因此其市场饱和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认识不到农业生产中普通作物与高效经济作物之间的区别,只是一味迷信所谓的规模经营,常常将微观个案的成功仅仅归功于规模经营本身,进而将农民并不稳定的暂时收益当作长久收益和可以全局推广的收益,就会在农业发展中走弯路,在土地制度创新方面走错路。
  第三,上访农民与沉默的大多数。很多上访农民反映,村干部不遵守法律,不尊重法律赋予他们的稳定的承包权,强行在全村范围内调整土地。政界和社会很容易按照上访农民的逻辑去思考,认为“农民的承包权容易被侵犯”,因此强调稳定地权,反对乡村组织进行土地调整。然而,在上访农民背后,是占农民95%以上的支持土地调整的农民,他们的诉求很少有人注意,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希望通过土地调整来解决农田水利、机耕道问题,来方便生产,通过土地调整来公平分享土地征用的收益,通过土地调整来平衡土地以适应人口的变化。不能辨证地认识“沉默的大多数”的问题,土地制度就很难真正呼应农民的需求。
  第四,土地级差收益的性质。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越来越多农地变为建设用地,使农地产生了非农使用的级差收益,这种级差收益与土地的位置及非农用地的供应量有关。当前非农用地价格高昂,主要是因为土地制度严格控制农地的非农使用。倘若允许农民自由地将农地非农化,非农用地的价格因此会大幅下降。因此,那种认为土地只要非农使用,就可以产生巨额收益的想法,显然忽略了土地级差收益的性质。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很可能在城市化发展战略上犯错误。
  第五,微观成功经验与整体结构制约关系。个别村庄土地非农使用建小产权房、办农家乐可能成功,个别村庄规模经营可能成功,就因此认为找到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道路,这种推理是注定失败的惊险一跃。在中国农村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通过制度变革来全面复制个别村庄的微观成功经验,需要十二分的谨慎。无论是农地的流转与经营,还是农地的非农使用,之所以会有微观成功的经营,因为它们是微观的,没有改变市场整体环境,一旦推广到全局,市场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微观成功完全可能走向宏观失败。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土地制度乃至农业发展战略都可能作出误判。
  第六,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并非农业问题,而是农民问题,是9亿农民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的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建立一种农民可以稳定、有尊严地进入城市的机制,而不是以贫民窟的方式实现农民的城市化。就农业问题来说,只要集中土地,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种田大户的收入也可以得到很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中国的土地就只需要几千万农民就可以耕种,农业问题得以解决,农民问题却无法解决。毫无疑问,农民问题的稳步解决,需要有稳健的土地制度。
  贺雪峰教授的这本著作,将这些看似常识的多种辨证关系,举重若轻地梳理清楚,从农民生活入手阐释这些常识,十分有力地批判了很多学者所持的所谓“经济学常识”。在阅读这本书的整个过程中,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觉得政策部门的同志应该值得好好阅读这本书,尤其是直接进行土地问题立法、土地政策制定的中央政策部门的同志。因此,夸张一点说,这本著作应当成为中南海读物。中南海的同志如果能达到贺雪峰教授的认识水平,中国的土地制度就不会走上歧途。同样,地方上的同志如果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就不会轻易将一时一地的经验无限放大,进而不恰当地影响中南海的决策。

来源: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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