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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的博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日志

 
 
关于我

贺雪峰,1968年生,湖北荆门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和乡村建设实验。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乡村的前途》、《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村治的逻辑》、《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著作。主编《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16种。主编《三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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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自序  

2009-07-12 08:37:55|  分类: 村治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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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农村,什么问题
 
自  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研究获得了长足进展,其中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均在农村研究领域发表大量成果,不同学科知识相互交融启示,深化了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认识。


1990年代中期,国内政治学界开始“重心下沉”,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下沉到对基层政治的研究。1988年颁布试行《村委会组织法》,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开始发生变化,政治学界较早关注到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变化,并在1990年代大规模进入田野,试图编制“政治软件”,以在农村实现民主。政治学界这种强烈的实践关怀,秉承中国士人传统,希望通过制定好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来尽快地自上而下改变中国,加快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与编制“政治软件”略有差异且相对超脱的,是国内政治学界对基层治理制度的研究。徐勇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系统地讨论了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制度特征和制度框架,这部著作的下篇收集了若干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张静在2000年出版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一书,对农村基层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讨论。


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治理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视野中,制度运转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是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这种强调制度而忽视制度实践条件的研究,正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学者和政策部门似乎以为,是政策推动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要有了好的可以不断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农村政策,农民就可以持续增收。他们“忘记了”人民公社的具体时空条件,忽视了“分田到户”的复杂理由,并因此期待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对策。在法学界,政法法学盛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说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全国人大也将加快立法,将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当作紧迫的时代任务。作为论证市场经济合理性的市场教条主义则相信存在抽象的好制度,只要将这个好制度移植到了中国,中国就有了通向发达的康庄大道。他们相信“国际”规则与制度具有超越时空的正当性。


就在法学界沿着政法法学的路径一路高歌时,苏力旁门左道地讨论起法治的本土资源和法律多元来。苏力认为,法律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保守的力量。他强调上层建筑要反映经济基础,并身体力行的在研究中主张,倘若不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结构及运作逻辑进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创造出好的法学理论,也不可能制定出好的法律。苏力的意见几乎是革命性的,并因此在法学界备受争议,但他的意见很快越出法学界,在社会科学几乎所有领域引起热烈反响。
与苏力在法学界引爆的革命性影响相似,温铁军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反响。在出版这部著作之前数年,温铁军在《读书》、《天涯》、《战略与管理》杂志连续发表数十篇论文,讨论小农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温铁军认为,正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不符合小农经济基础的各种达标升级政策和现代化目标超越了小农经济的承受力与实际需要,造成了1990年代以来日渐严重的三农问题。


苏力与温铁军在不同领域发起的学术革命,使乡村治理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如何从经济基础方面,从农民生活逻辑和乡村内生秩序方面来讨论乡村治理的研究就有了生长起来的可能。我本人在2003年出版《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书,收录了之前三年撰写的部分论文,试图讨论自下而上的村庄结构性因素对乡村治理制度的影响。吴毅在2002年出版《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仝志辉在2005年出版《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也有同样的努力。我们三人将自己的研究称作“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深入广泛的农村调查,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所实践对象的状况。


意识到一般政策和制度研究的不足,就需要深入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逻辑,而一旦深入到对基层社会运转逻辑的讨论,就立即会遇到中国乡村社会非均衡所带来的区域差异问题。因为开发时期、种植结构、人地关系及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有着相当不同的内部结构,及其对自上而下政策独特的接应方式与接应能力,并由此带来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乡村有不同的实践过程、机制与后果的问题。对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因此转换为对中国区域非均衡性的研究。


一旦进入到对中国区域非均衡的讨论,苏力和温铁军的革命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苏力和温铁军事实上是从“哲学”层面来论述制度主义局限性的。苏力认为,针对现代陌生人社会制定的法律不一定适合熟人社会,因为熟人社会有其自身的秩序机制和内生规则能力。温铁军认为,小农经济的剩余很少,很少的小农剩余不能支撑起现代的制度。虽然苏力和温铁军针对制度主义的“革命性”意见有他们的经验基础,他们两人都有过长期工农兵的经历,苏力有过短期和局部农村调查的经验,温铁军更是主持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达11年之久,被称作“用脚做学问的学者”。但他们事实上只是从经验中获得了对“制度主义”的怀疑,并迅速上升到“哲学”层面讨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破“制度主义”的理论,在哲学层面展开讨论也就够了。苏力因此还可以从文艺作品中获得他批判制度主义,建立理论叙事的材料,温铁军因此也可以从抽象的小农理论中获取灵感。在回答中国农村究竟是什么,其区域差异如何,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区域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的差异如何时,他们的研究较少涉及。


1990年代兴起的区域经济社会史研究对于开展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研究,不仅具有启发性的意义,而且在方法论和研究实证资料方面也多有贡献。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域社会史研究强调小历史,强调对社会生活与实践的把握,强调地方性知识。他们认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要有把握区域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自觉的学术追求”(陈春生语)。在实证资料方面,区域社会史研究可为乡村治理区域差异研究提供大量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学术研究成果,尤其是华北、华南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南北差异提供了诸多有用的成果。


区域社会史研究深受海外中国汉学研究的影响。赵世瑜说,与其说当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受法国年鉴学派与西方汉学的影响,不如说是五四运动后学者“走向民间”运动的继续。不过,走向民间只是强调走向民间,强调要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大事件和大人物史以外的普通人生活的历史,“走向民间”的民间仍然是要有一个普遍性的历史,而较少区域性的角度。20世纪后半叶,英国学者对中国华南地区的研究,美国学者施坚雅对成都平原的研究,以及黄宗智对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杜赞奇对华北地区的研究,都不仅有了明确的区域界限,而且逐步有了区域比较的视野。正是受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国内区域社会史研究在短短20年时间取得了丰硕成果。


海外汉学研究在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学术研究产生影响是必然的。一方面,到了二十世纪,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不只是抽象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而且已经开始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因为大量经费投入和迅速吸收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海外汉学研究总体水平远高于国内。此外,在1980年代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背景下面,向西方学习包括向海外汉学学习,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海外汉学为中国学术研究树立了标杆,设置了议题,及提供了方法。


得益于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海外汉学的引进,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乡村治理研究也从中受惠颇多。不过,问题也在这里。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时,国内学界忽视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语境,忽视了西方社会科学本身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非普遍真理。王铭铭说:“不存在不受一定权力、社会空间和实践逻辑制约的所谓理论”(见《闽台三村五论》)。西方社会科学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如何让中国经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经验不是作为验证西方理论的素材,也不是西方理论框架的衍生物,就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重要任务。即吴毅在《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一书所说“扎根于基层田野的研究和村庄叙事不仅为我们提取去西方化的中国经验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学者们提供了连接基层社会的机会,只有这种与基层社会的连接和互动才真正有助于在不排除各种外来理论与价值的同时保持对学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警醒和独立,并寻找到本土理论的社会根基”。


如何真正研究中国社会,以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运转的逻辑,如何真正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中国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的差异,并因此建立本土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学界正面临的任务。本书收入论文是我们最近几年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与尝试,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有助于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乡村治理逻辑,理解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实践效果的可能进路与视角。
 

2002年,我们在《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三大主张,进一步强调经验研究和本土关怀的重要性,强调形成学术共同体对于中国社会科学成长的重要性。此后,我们又陆续召开四次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讨论如何深化乡村治理研究,建立本土的中国社会科学。


在具体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分别从两个方面着手自己的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乡村社会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一个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整体的认识。我个人近年的研究集中在待出版的两部书稿中(分别是《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和《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收入本书的论文则主要是关于研究方法和进路的思考。这里,我想谈一谈我们进行农村研究所针对的问题,希望达到的目标及拟采取的措施,也谈一谈我们对中国农村研究处境的认识。


我们认为,当前国内学界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约略有三,一是缺乏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二是缺乏对经验研究的足够强调,三是缺少内部对话与学术积累。


中国农村研究缺乏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的突出表现是以中国经验去验证西方理论,从而陷入尴尬处境,即方沂所说“这种以中国经验资源挑战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范式,表面上看是外在于既有之理论,分析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但此中国现象之所以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实是因为它和因它而被批评的理论之间的结构关系。至于它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具有什么样的特殊位置,反不得而知”。检读最近数年国内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权威刊物,其中相当部分甚至大部分论文就是以中国经验去挑战验证西方理论,并因此丧失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位置。


造成中国农村研究缺乏主体意识与国情意识的原因有三,一是西方社会科学不是被当作启示与方法,而是被当作教条和目标。中国学界误以为有一个超地方的一般社会科学存在。二是在对中国整体的问题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在缺少质的把握的情况下,过快进入定量研究,结构化的问卷调查及搜集资料的方法,屏蔽了可能的问题意识。三是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技术化,以及其背后的专业化。专业化是现代学术得以进行的前提,但没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没有学术研究如何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问题意识,及没有对中国当前国情的深刻理解,技术性的研究很快就会失去方向。


假若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知识都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偏见’,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昔日的学者、思想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因此,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完全有可能根据我们的经验作出我们的贡献”(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学者为人类作知识的贡献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人类的知识并不是以普遍的抽象及超语境的形式存在的,而是具体的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当我们将西方理论当作普遍知识之后,我们事实上就丧失了中国知识生长起来的可能性。只有站在中国国情及中国现代化对理论知识需要的立场,才能真正借鉴各种地方性的知识来服务于我们的事业。


当前中国农村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中主体意识缺乏,还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目标不清、信心不足、水平不高有关,还与客观上存在西方社会科学是以一般理论的形式被包装,而中国社会科学被当作低一层次的特殊性知识来对待的学术体制有关系。


要改变中国农村研究中缺乏主体意识与国情意识的状况,就需要强调社会科学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服务,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服务(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有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能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当前中国学界的艰巨任务和重大机遇);就要将西方社会科学当作启示和方法,而不能当作教条和目标;就要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之间隐然存在的等级关系;就要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上做文章;就要强调对中国经验的整体把握与深入讨论。


中国农村研究缺乏对经验研究足够强调的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中国经验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经验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理论眼镜去看待经验材料,缺少对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中国经验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不同经验现象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仅仅从中国经验的世界中抽取很少的部分,甚至只是走马观花地到农村调查一通,而不是从经验本身的逻辑关系来把握和提炼,很少的经验材料就会成为任何理论的证据,经验材料成为理论邪说的玩偶。


同时,无论多么深入全面细致的调查,其背后都离不开理论的选择,离不开“偏见”的影响,并且事实上可能会是带着什么框架就会找到什么样的问题。因此,所有的经验研究都应该意识到经验本身可能具有的片面性与不可靠性,并允许其他经验的挑战与讨论。正是大量的对同样经验事实的讨论,可能会将较为客观的经验本身呈现出来。并且,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建构起一个用词汇和概念来进行概括和抽象的具有共识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可能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作些贡献,或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


中国农村研究缺少对话与学术积累的表现,与中国农村研究缺乏主体意识及缺少对经验本身的强调均有关系。一旦缺乏主体意识,则中国农村研究本身的成长就不构成目标,中国农村研究就成为丰富和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工具。而一旦缺少对经验的强调,农村研究就会缺乏共同针对的对象,就会成为众多自说自话的理论偏见的汇集。
中国是一个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村研究在实践中具有紧迫性和现实重要性,中国有众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可以容纳众多学者从事专门的农村研究。中国农村研究就可以成为极好的规模足够大的学术对话平台,就完全有可能在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形成理论创新和理论积累,完全有可能产生出真正高水平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


我本人及我们在华中乡村研究团队的学者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国内学界往往缺乏主体意识,甚至将学术与对中国农村政策的研究对立起来,认为研究政策算不得学术积累。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恰恰应该来自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实践的研究,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理解政策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理解政策实践的后果及其逻辑,从而可以从理论上理解政策实践,理解中国社会,以为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这样就可能形成一个以政策实践为研究对象,以解释政策实践状况为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这样的社会科学就可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时,这样的社会科学因为有了明确的主体意识,就可以广泛吸收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这样的社会科学显然不是与学术对立起来的政策研究,而是通过研究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发展出本土的中国社会科学。因为有了主体意识,这样的研究就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就可以放开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知识与方法,就可以从田野调查中,从理论反思中获取学术灵感,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社会科学的基础。收入本书第一篇的五篇论文,即试图为迈向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提供一个可能的进路和方案。


一旦明确所做研究的目标是要理解中国13亿人民的生活,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是从对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的实践来着手,则衡量社会科学理论水平高低的标准,就不再是抽象的学术标准(这个标准往往抽离了衡量其正确或错误的语境),而是对中国经验的解释能力,是对中国国情的理解能力。任何片断、专门和技术性的研究,都不得不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回应前置条件,回应之前被当作不容质疑真理的假设,从而使这些研究不得不面对中国国情。抽象的好坏标准、正误标准,都不再有理由被当作唯一评判社会科学好坏的标准。而一旦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得不意识到中国5000年文明、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意识到中国严峻的人地关系和国际处境,这些研究就不得不到其他的学科及研究中寻求理解和寻找资源。各种对中国社会的专门研究就可以打破学科界限,汇成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就有望生长起来。我们在做乡村治理研究中,应该说既希望有专门的研究领域,不然就难以形成学术积累,又愿意讨论超出专门领域的前置条件。


要强调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就必须要强调经验,要强调中国的大地。但强调经验,通过经验来建构理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具体来说,所有经验都是被理论所“歪曲”的经验,不存在原本意义上的经验,我们往往有了什么样的理论就会发现什么样的经验,没有理论我们又对经验“视而不见”,如何处理好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本书第三篇的文章作了一些尝试性讨论。


要理解中国社会,要让社会科学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就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包打社会科学及农村研究的天下,而必须有一大群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中国社会科学的各种可能性。只有有了一个相当数量的专门研究者群体从不同角度和各个层面的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才会因为吸取了各种营养,经受了各种批判,而快速地生长起来。中国的大国条件,使中国可以也必须设置众多的研究岗位来开展这些学术研究。


多年来,我们这些做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学者即有了比较强的团队意识,希望形成一个可以相互交流与批判从而共同提高学术水准形成学术积累和传承的学术共同体。2002年我们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较早明确表达了我们的主张,此后,自2003年以来,我们已连续召开四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2007年7月又在湖南长沙召开农村研究方法座谈会,从而在逐步搭成研究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较有规模的研究团队。收入本书第四篇的文章,大都是我们这个学术群体共识基础上的一些想法。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群人在对中国经验尤其强调,在有中国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与方法,通过相互之间的驳难、批判,通过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的细致研究,来提炼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与范畴,问题与目标,来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与方法,问题意识与研究领域,来逐步建立可以理解并解释从而也可以预测中国政策实践,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和中国人民幸福服务的中国社会科学来。
 
    三
本书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2004年年初写作的题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五篇论文,试图以对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过程、机制和后果及其区域差异的研究,揭示农村内部结构的复杂层面,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从而在农村政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二是主要写于2004-2006年的一组讨论农民行动逻辑的论文,试图从村民和村庄的角度解释乡村治理中的各种现象。三是写于2005-2006年的一组讨论农村研究中经验研究重要性的文章,是在农村调查研究形成的关于调研方法的一些感悟,及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期待。四是2001年以来主要由我执笔表述的华中农村研究者的一些研究共识与策略。此外,导论部分是2006年应《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邀请所写《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的一章,试图站在我们的立场对当前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作些归纳,对乡村治理的可能发展作出描述。


最近几年,我主要关注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先后在全国数十个村庄调查,并自2002年以来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六个村主持乡村建设实验,积累了一些农村调查的经验,也有一些不为主流学术认同的另类思考。但我以为自己一直是在严肃地作与中国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就愿意将自己的陋见拿出来与学界分享。本书收入论文大体是我数年关于乡村治理研究方法与进路方面的思考。前不久我将自己最近几年关于乡村建设的一些想法汇编在一起,出版了《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一书。这些作品应该是我最近数年的主要思考,也是我自己及我所在学术群体最近数年调查研究的一个小结。展望未来,我本人及我所在学术群体会沿着目前的研究路线继续走强调经验研究的路子,我们期待再有几年或十几年的努力,会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些新的发现可以汇成对中国农村的深入理解,并因此有助于深化对政策实践的理解。我们希望这些带有强烈经验情绪的研究,可以汇成经验基础上的具有一定体系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建立理解中国农村的概念体系,并因此可以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7年7月于武汉喻家山
 
贺雪峰著:《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
来源:三农中国 http://www.snz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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